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6.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是革命性的。
大城市要发展现代服务业、金融、保险、旅游等产业，一个大楼可容纳几千人，占地较少，附加值较高。城市规模大了，物流成本也会提高。
产业结构高度化，很多城市以制造业为主，由于制造业具有成本敏感性，将逐渐转移到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作者：肖金成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来源：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报》2021年01月07日第001版 进入 肖金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区域经济 。小城市如果有良好的环境、发达的交通，可以发展大产业，吸引人才，聚集人口，就可能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就可能变成大城市，这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老区的人口增长压力就会减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从事农业的农民住在农村，离耕地近一点，未来的农村环境将是优美的，公共服务是比较完善的，具有吸引力的。应使新城区的交通更便捷，设施更完善，生态更美好，经济更繁荣，就会吸引很多产业过去，很多人到新区去工作。在美国的中学外语教学中，传统上原来是学习法文的，但在不少州，现在都已经改学西班牙文。
亨廷顿教授的这些担忧，并未随着他2008年去世而消散。如今，迈阿密是美国50个州中拉美裔色彩最浓的大城市，迈阿密居民中四分之三的人在家不说英语，这些人中大部分说西班牙语。事实上，特朗普总统的许多做法，无不体现着亨廷顿教授的这些思想二、正确评估外循环 长期以来，内循环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中一直是封闭、落后的代名词。
而美国由于其资本和市场优势，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分工对象。1994年的中国汇率改革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使贸易顺差为中国带来全社会分工所需的最核心的工具——货币。
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也已被重视，促进消费的对策均已实施，为什么这些政策并未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底层架构——货币制度。真正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2004年中国通过立法确立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一级市场的垄断地位，初步完成了土地金融制度改革，并经此释放出巨量流通货币。本币需求的场景越多，货币的价值就越稳定。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但也由此埋下了外循环解体的种子。
因此，对内循环的比喻不应当是从奥运会退回到全运会，而应是从参加别国举办的奥运会转变为在本国举办奥运会。一旦货币与税收的数量挂钩，税收（国家信用）越高，货币的信用也就越高，愿意持有货币的人就越多。在以上两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逐渐失去与中国保持原有分工格局的意愿。随着经济增长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耗竭。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2期 进入 赵燕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内国际双循环 经济改革 新发展格局 。中国经济是否会因此内卷化和再次闭关锁国正成为一种普遍的担心。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医保和社保制度会对养儿防老这种人格化的养老产品产生替代效应，年轻人口成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外循环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真实作用，对内循环的恐惧就不会消除，正确的内循环策略也就无从谈起。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形成的外汇占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基础货币发行信用不足的问题。尽管中国央行的基础货币（M1）发行仍受制于外贸顺差，但商业银行的衍生货币（M2）却借助土地资本急剧膨胀。四、资本与市场 在供大于求的经济里，真正决定比赛主场的不是生产而是消费。通过贸易结算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美元生成了基础货币，大幅提升了中国分工水平，使反复爆发的通货膨胀彻底消失。但这一货币生成机制也导致了中国对外币的高度依赖，中国必须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才能使本币与外币硬挂钩，一旦美元大规模外流，中国近代史上反复出现的繁荣中断将再次重演。第三，通过信用市场创造内生社会资本。
比中国开放和入世更早、条件更优越和优惠的国家比比皆是，为何这些国家没有取得与中国类似的经济增长？显然，外循环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此前的外循环不过是在中美发展差距巨大、分工格局更有利于美国的情况下，中国得以有机会完成的规定动作。
针对能源、资源、交通、环境等的使用，向使用主体征收专项资金，并按照一定政策目标建立起相应的返还机制，在一征一返的过程中为政府实现愿景提供有效的激励性政策工具，由于有持续的现金流作为征收专项资金的标的物，因此可以将其抵押生成货币。脱离问题的本质进行争论，既无益于凝聚共识，更不利于制定正确的行动方案。
只要人民币不再依赖于外汇，以人民币计价的资本市场将自然实现开放。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甚至开始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向世界输出资本，使原本互补的资本—劳动全球分工格局遭到破坏。
由此可见，外循环虽为中国带来了分工经济所必需的货币，但同时也将中国锁定在全球分工格局的低端环节。三、内循环的底层架构 一旦外循环经济解体，中国未来势必回归内循环经济。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分工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式微，而技术创新与生产实践紧密相关，制造业的衰退会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影响美国的军工产业发展，而军工产业是维持美元全球货币地位的重要工具。贸易的网络特征决定了，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所需货币数量将以更大的比例增加。
从长远来看，贫富差距的扩大会影响美国的市场规模，导致原有的驱动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动能弱化。中国当初被选中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可与美国的生产要素形成互补。
第二，通过发明政策性财政工具增加驱动货币的抵押品。在供大于求的格局下，中国市场势必削弱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垄断地位，迫使发达国家为竞争中国市场而展开竞争，全球竞争格局将因此发生扭转。
2.市场规模与财富分配 相对资本创造，巨大的内需对于内循环的形成更加重要。结果直观可见，对外开放全方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货币创造却因隐秘而鲜被提及。
由于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极其广泛，一旦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对美元所造成的冲击会比多数人的预估大得多，无序超发的美元可能突然供大于求，世界货币体系无预警解体的风险会因此增加。相对而言，改革带来的流通货币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往往由于前者过于耀眼而被遮蔽，远未获得与前者同等的关注和理解。事实上，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超出了实现资源全球配置的最初设想，它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现代经济的底层架构——中国的基础货币生成机制。一旦外资无法进入，虽然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可以保持主场之利，但却不可能成为全球资本参与竞技的奥运会。
其中，产品的种类取决于发明和创新，在这一环节中，资本起决定作用——资本充裕的一方获得的资本价格更低，能够支持更长周期、更大风险的投资，进而把固定成本压到最低。随后，这一被归纳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构想被中央纳入沿海发展战略。
真正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内部动力的是1989年始于深圳且1992年向全国推广的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这一金融制度后期被冠以土地财政之名，通过以土地为信用的抵押贷款为随后的经济增长创造巨额的流通货币，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其实，从流通货币的角度来看，引致这一拐点的改革出现得更早。
纵观中国历史，只要经济发展进入开放周期，就会出现大规模顺差，与能够互通有无的商品贸易相比，中国对货币似乎有着永不餍足的嗜求。一方面，巨大的增量财富流向与资本有关的产业。
